Wednesday, February 1, 2012

Netscreen的岁月

在Netscreen的日子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。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初级工程师,成长为Juniper中国研发中心的总监,期间收获巨大。
早期的岁月里,每天工作12-14个小时,总有干不完的活,但是心情却很愉快,因为每次都学到很多。前几天接受一个前IBM资深讲师的培训,说到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段Trash Time,就是别人总把各种各样的垃圾工作(Trash)扔给你,你就好像一只垃圾桶一样。有些人会怨天尤人,期望换个环境规避,殊不知这是自己成长的最重要的阶段。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,你就无法迈入职业生涯中的更高境界。
06年自己创业,创办了Hillstone山石网科,在国内安全界算是后起之秀。接触许多优秀的年轻人,在他们的期待下,写出这段经验,和大家分享。

Netscreen的岁月之一    初识邓锋

97年的春夏之时,我接到邓锋一个电话,问我有画图的软件没有。我找出来后,他约我一起见见。
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一个中餐馆里,邓锋身材高大,相貌英俊,也善于谈吐。他解释说他和两个同学准备创业,要做防火墙。那时我对网络的概念一点都没有,当时接触的多是电信上的东西。他介绍说Cisco就是靠把路由器变成Appliance而成功,他们要做的就是防火墙硬件化。随即他邀请我加入。我其实没有任何概念,加上当时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事,就随口答应了。
既然要加入,总得个面试程序,虽然他们还没有成立公司。我们约好在Mountain View的一家粥店与他的另一个伙伴谢青见面。去之前邓锋给我简单介绍了他们的情况,当时邓锋在Intel担任Mobile Chipset开发小组的经理;谢青在Healthon任IT总监;第三个创始人,柯严,在Cisco是ATM产品的软件架构师。他们的创始团队里还有一个人,不是创始人,算是第一个员工,Charles Shao。邓锋,柯严,谢青都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1级的同班同学,后来谢青因为身体原因,休学一年,和82级一起毕业。Charles是无线电系80级的,是当时学校里赫赫有名的学生勤工俭学三联公司的总经理。面试没有什么印象了,随后安排开始工作。
这里有个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,我当时是拿H1-B签证,也就是工作签证。美国的劳工法很严,不允许非法打工。拿工作签证的只允许在当初申请签证的公司工作。因此我在邓锋那里,只算是帮忙,不能拿报酬,何况当时他们也没有钱付我薪水。
第一次上工是在邓锋家里。他刚在West San Jose买了房子,记得客厅里木头地板刚打过腊,光亮光亮地,有趣的是,每个椅子的腿都套了个袜子,看得出来他很爱惜,怕家具挪来挪去,划伤了地板。一进门,见到了一个老朋友,五字班(清华85级)的Jian Gong。Gong和我在学校里在同一个教研组做毕业设计,他比我高一班,因此相识。邓锋曾经担任过五字班的辅导员。
Gong是湖南人,和我算是老乡,个头不高,但是很能干。他在负责原型机电路板的PCB设计。我的工作主要是帮邓锋看他设计的原理图,板子回来后参加调试。
就这样,我和开始邓锋认识,并一起共事七年。

没有多久,几个创始人决定租一个办公室。地点就选在Sunnyvale Downtown的一个台湾人拥有的商务楼里。
房间很小,大概和一个宾馆的标间差不多。空调还是窗式的,晚上和周末都不开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,只能下班后过来,常常一干就是到晚上十一二点。邓锋先向代理商借了一块MIPS CPU的开发板,柯严做软件。
柯严是John Hopkins的高材生,相貌堂堂,出身高知家庭,比较文雅。第一次见面,我问他准备用什么操作系统。那时Linux还不出名,流行的是Wind River的VxWorks, 号称实时操作系统。他很轻松地告诉我,准备自己搞一个,”OS很简单,我读研究生时就写过一个”。这个有点草率的决定,为后来无数的麻烦埋下了伏笔,那是后话。
有一天,他们两个都来的比较晚,原来是参加一个朋友的庆功宴去了。那个朋友刚把公司卖了。“立马两个Million进口袋了”, 柯严一脸羡慕的样子说,还做了做往口袋放钱的动作。
这几个创始人刚起步的时候,其实并没有远大的理想。大家盼望的仅仅是财务独立而已。我们周末午餐,经常去旁边的“台湾小调”,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餐馆,只有五六张桌子,而且有趣的是,要先买饭票。在去台湾小调的路上,大家也会聊聊自己的梦想。那时邓锋的理想就是搞一辆Lexus的LS400轿车,用邓锋的话来讲,“那车既豪华又低调,不像宝马那么骚包”。特别要提到的是,邓锋那时开的是一辆破旧的花冠。多年以后,他始终没有兑现当年的理想,而是买了一台比宝马还骚包的Mercedes SL500白色敞篷。
公司准备要融资了,先得取个名,用的是Egis Communications。“Egis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盾”,邓锋这样解释说。
我至今还保留有当时的商业计划书,号称要做基于ASIC的防火墙。其实邓锋整天忙于做板子,那时Gong也不来了,大家都明白,芯片开始只是个噱头,所以邓锋的重心都在第一块电路板的设计上了。
不管怎样,还是得有颗芯片的样子,那就来颗FPGA。邓锋请来一对朋友夫妻帮忙,算是合同工Contractor, 写FPGA代码。据说他们俩专门接这类活,现钱赚了不少。不过几年后回想起来,一定肠子都悔青了。
板子回来的第一次上电,就通了。只不过两个独立的DRAM bank, 只有一个工作。也管不得那么多,Charles搞来几个黑色铝合金的壳,算是外壳。
这时候,谢青又领了另外一个人过来。他乍一看像中国人,其实是白人,叫Richard Hanke, 性情很温和。原来他的太太和谢青的太太是同事,都是台湾人,他过来负责Marketing。
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了,邓锋他们几个决定从原来的公司辞职,全力投入到Egis里来。邓锋和我谈起来办H1的事情。 我有点犹豫,公司还没有人投资,就靠三个创始人每人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,一旦失业了,连在美合法居留都是问题;当时邓锋也觉得我全职过来风险太大,因此劝我办个Part time的H1工作许可。不过在加入以后,要干两份工作,每天晚上加班,晚上睡不好觉,人也有点疲了,就提出干脆回去休息一段再说。邓锋挽留再三,还提出加股票,但看我比较坚决,就算了。
两个月后,又在停车场里遇到邓锋,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回去看看。说已经搬到Santa Clara的Great America附近。这时,公司已经从几个台湾人那里拿到了第一笔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,改名叫Netscreen。邓锋后来告诉我这也是他取的名字,因为投资人觉得Egis比较拗口。
台湾人的资金进来以后,管理格局也有变化。之前哥仨个是这么分赃的,邓锋任CEO,谢青当CFO,柯严做CTO。不过投资人觉得谢青做CEO比较合适,但是三个人的职务没有明确,最后的名片上印的是Principle,有点象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务 : )
Netscreen已经搬到位于Santa Clara的Old Ironside Dr. 的一个写字楼里,大概300平米的套间。
回到办公室,老朋友Charles等都纷纷过来打招呼。大家很热情,我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,先留下来干吧。
邓锋投了十几块板子,为了省钱,只有IC是到厂里焊的,小零件电阻电容等,都是请一个叫Lean的越南女工手焊,所以成品率不高。我回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修板子。修板子这件活大伙都不爱干,其实最锻炼人。邓锋没事的时候,也跑过来帮我一起调。到后来,一般的SMT IC,我也学会了用烙铁,轻轻一划就焊上。
第二天,遇到一个个头不高,有点微胖的年轻人。他很热情,拉着我的手到过道里说了半天,大力向我推荐他刚在Milpitas买的Town House. 他叫Yuming Mao,因此我们常叫他老毛。我和老毛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,就是喜欢逛附近的电脑电器城Fry’s,买大减价的小电子玩意,因此很快成了好友。
老毛很健谈,喜欢发牢骚,这一点也和我臭味相投。他是南开大学毕业,后在斯坦福计算机系读硕士,和谢青算是同学。老毛很聪明,后来成为Netscreen的系统架构师,负责ASIC的架构,是Netscreen事实上的首席。不过那时他刚来,当时负责WebUI的设计,业余时间,还带着一个台湾女孩为公司设计了第一款logo(见下图)。

一天晚上,我正在埋头修板子,来一个电话,找邓锋的(当时没有足够的工位,我就和邓锋共享一个,兼作我们的硬件实验室)。仔细一问,原来是我大学隔壁班的同学,Edward Ping。他当时还在惠州,邓锋的一个同学推荐过来。我和他聊了几句,问了我这边的情况。我如实说了,他告诉我在深圳接到一个offer, 是惠州的一个全国性的家电公司要成立一个芯片公司,李总的助理出来领头,上门邀请他入伙。我对广东那边的情况不太了解,还是竭力劝他来美国,说到后来,我也没说服他。过了会,邓锋回来后,我如实转告。邓锋一听,急了,立马打长途回去。不知说了些什么,最终Edward接受了offer。
几周以后,邓锋告诉我,要招一名做芯片验证的工程师。那人过来一聊,原来是我三字班的学长,叫罗东平。他在Cypress Semiconductor工作,跟我一样,也是业余时间来帮忙。东平人很忠厚,也不计较待遇,主要负责第一颗FPGA的功能验证工作。就这样,七七八八,硬件团队算是凑齐了。
有一天,公司里来了个年轻人,长得和谢青几乎一样。旁人介绍说,他是谢青的弟弟Michael。Michael在加拿大工作,他给我们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。我们做的是包过滤的防火墙,说白了和交换机里的ACL规则差不多;而现在Checkpoint早就在做基于状态检测的防火墙了。这真叫人郁闷啊,尤其是芯片,都是用来实现所谓规则检查算法。改成基于连接的,那这点规则就没有必要用硬件去实现了。而且,为了让每个包都可以用芯片过滤,还专门采用了很贵的双端口SRAM。
还好,公司还小,所谓船小好掉头。大家立即着手修改,硬件已经木已成舟,来不及了,只好将错就错。
作者: Hillstone CEO 童健 
作者:HillstoneCEO 童健

很快,我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设计第一块量产的产品,基本上是基于邓锋原来设计的原型机架构,但是换成了QED设计的MIPS处理器和Gallieo Tech(后被Marvell买去)的主控芯片,还要解决原型机DRAM只有一个Bank工作的问题。Charles找到据说替Cisco加工机壳的工厂,仿照2500做了一个铁壳子。当时也不懂散热设计,就在底部装了一个60mm的风扇。因为风扇太大,只好斜着躺在机壳底板上。这就是第一代的NS-100。
虽然产品还没有准备好,公司已经开始招销售了。第一个销售来自于Netcom, 当时在美国做拨号上网的ISP,还是很有名的。他又陆续介绍了财务总监,一个白人,很nice,不过我现在记不住他的名字了。重要的是,他介绍了好几个工程师加入。其中一个叫Roger Lian,过来担任软件开发经理。
我那一年才30岁,比较愤青。当时每天晚餐Richard的台湾太太也会过来蹭盒饭,我就常常和这两个xx分子辩论统独议题。大家都是各持己见,老毛有时会过来打圆场。不过辩论过后,大家该干嘛还是干嘛,政治和工作,友情分得比较开。
那时,公司也就十几二十人,每周都有一个中午,大家聚在一起,轮流讲各部门的情况。一天销售很兴奋地说,第一台NS-100卖出去了。我们连忙问是哪个客户,他却支支吾吾的,有点不好意思,原来客户是在旧金山的一个色情网站。我们大笑:都进入信息时代,人们几千年来的基本需求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。
四月份,是美国一年一度的Interop Show。当时正逢网络行业的高速发展,Interop Show是高科技界最重要的展会之一,热到连Las Vegas最大的Convention Center还容纳不下。初出茅庐的Netscreen把当时最快的100Mbps防火墙NS-100拿去参展,引起了轰动。
一天下午,一向穿着随意的邓锋,谢青他们突然西装革履地回到办公室。原来鼎鼎有名的Cisco请他们去聊了聊。
据邓锋讲,来了十几个VP, 问这问那,其中有一个问邓锋,Netscreen有没有计划开发Gigabit Firewall。98年Gigabit Ethernet还刚刚出现,这位仁兄就憨憨地回答说没有。后来回想起来,第一个被并购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,而且是当时硅谷同学们人人向往的Cisco啊。13年后,我从一个思科人的口里听到Cisco很后悔Netscreen让Juniper给买去了,真所谓三十年的河东四十年的河西。
虽然错过了Cisco, 不过展会上的优越表现还是引起VC们的注意。半年前引入一百万美元天使投资这时已经花得差不多了,最终Sequoia Capitol红杉资本在六月初投入三百五十万美元,算是第一笔正式的风投进来。
作者:HillstoneCEO 童健
风投的钱进来了,先是搬到一个十倍大的办公室,位于Hwy 101和San Thomas Express Way旁边,和Nvidia很近。
Netscreen 1998 – 2860 San Thomas Expressway
第二件事就是请高管。Sequoia投过一堆网络公司,当然最成功的还是Cisco。他们的理念是这帮创始人工程师都还不成熟,所以要外面找个CEO。等一下,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?是的,本世纪初如日中天的Google也遭到了同样的境遇。
CEO不是那么好找的,先进来的是负责市场和销售的两个VP, David Flynn和Mark Smith。David文文雅雅的,说起话来细声细气,他来自3Com,在3Com的软件部门当Marketing VP。当然那时候3Com还没有今天那么衰,不过也不是在最佳状态了。
比起David,销售VP Mark就是个粗人了,第一次和我们工程师一起吃晚饭,听说我们在做VPN,立刻大声嚷嚷,说那玩意不好卖,他之前的公司就是卖这个的,搞得邓锋他们十分尴尬。
不过这两个VP的能力还都很强。这就是中美之间的差距了。硅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,不仅聚集了大量资本,更重要的是积攒了各种不同层次的人才。有一个好的方向,VC进入后,会迅速帮你组建一支全面的团队,这样公司的成长就会非常快。
新CEO Robert Thomas是九八年十一月份才进来的。Robert是澳大利亚人,在SUN是负责软件BU国际市场的总经理。据内线打听,老头子当时已经没有下属了,估计在SUN也干不了几天。Robert进来之前一直是Ken(谢青)做CEO兼President,Robert进来之后就很尴尬。邓锋那时的头衔也不是后来的工程部副总,而是很奇怪的系统工程部副总裁(VP of System Engineering),应该是主要管硬件吧,之前软件一直是柯严负责。
这就给了Robert可乘之机,他招来一个有点秃头的白人小老头,叫Jim。Jim进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Title,好像算Robert的顾问,Robert先让他负责项目管理,因此每个研发项目会,他都来听。那段时间邓锋很不开心,甚至和我私下透露有离开公司的可能。很久以后才知道,Robert属意让Jim来顶邓锋 。
几个月后,事情有了分晓,毕竟Netscreen工程师都是大陆人,邓锋也很有威望和号召力,当然老Jim也不太顶用。Robert给大家发了一封邮件,正式任命邓锋为研发部副总裁(VP of Engineering),Jim改任VP of Support。
谢青的离职很突然。99年的一天,我看到Robert铁青着脸,陪着他收拾完个人物品离开了。随后我们收到一份没头没尾的邮件,就是说Ken已经离开公司了。具体原因版本很多,我的职位低,也不清楚,不过好像不是很愉快就是了。
谢青离开Netscreen,一定是憋了一口气,因此出来后和Charles等校友立即创办了ServGate。可惜ServGate也没能成功,随后他又重新创办Fortinet,十年后在NASDAQ上市,市值到了三十几亿美金,应该是非常成功了。

作者:山石CEO童健

我的H1转签是98年8月份才终于批下来了,干了近一年的黑工,这才正式转正。
 
后来我还把Raymond Wei拉了进来。Raymond虽然是邓锋同学,但是一直没有正式进来,我看出邓锋很想请他。正好Raymond太太是我的大学同年级同学,我们两家一起吃了个饭,我趁机忽悠了几句,Raymond夫妻俩才正式下决心让Raymond加入Netscreen。Raymond进来后就担任ASIC小组的经理,我也被提拔为硬件组经理。测试组的经理,Ting Tan,也在同一时期加入。Ting是马来西亚华人,之前在Cisco担任测试经理,他是我们的一个台湾天使投资人推荐的。我一直以为他姓谭,后来才知道是陈的广东话拼音。至此,Netscreen研发部最初的四大功能,软件,芯片,硬件,测试才算齐全。
 
99年初邓锋当上研发部副总后,找到我和Raymond,说他软件方面不熟,要依靠Roger和Ting, 因此要提拔他俩做总监(Director),要我们俩支持一下。我和Raymond都是邓锋的校友,也不好意思和他争,谁知我俩这个Manager就一直当到04年被Juniper并购以后。柯严只负责新技术开发,老毛也被提拔为系统架构师,负责软件flow和芯片的架构设计。
 
柯严为人还是很厚道的,只保留了一个总监的Title,手下也只有老毛带领的一个团队。在这件事情上他很顾大局,虽然邓锋的管理能力是大家公认的。
 
Netscreen的研发工程师来自五湖四海,不像外边传说的清一色清华毕业生。相反,Netscreen创业的时候,招人很难,毕竟当时networking上牛逼的新公司多了去了,像是Foundry, Extreme, ONI, 连老牌公司如Ciena,Nortel都焕发青春。所以邓锋先是忽悠我们这帮学弟学妹们,例如Changming Liu, Shalang Li等都是这样陆续被忽悠进来的。不过也有例外,当时邓锋非常看好的一个五字班学生,就拒绝了Netscreen的offer。他在Foundry上市的前夜加入Foundry,两个月后身家就过了千万美金,让我们羡慕不已。虽然后来股价一落千丈,但那是后话。
 
所以创始人们就到处拉人,像是当时的大牛,Guangsong Huang,人称老黄,就是当年邓锋在外打黑工时认识的。老黄是国防科大毕业的,后来在涿州的一个石油系统工作,在他的介绍下,有许多他的老同事像是Lin Chen,Jia Ma等,陆续加入Netscreen。
 
老毛也介绍了他在南开的同学,Shuhua Ge,过来负责平台软件。Shuhua是我的死党,后来一直留在Juniper美国,并担任高端SRX产品线的研发资深总监,也是很有成就。
 
Raymond进来后,又推荐他太太在索尼的同事Frank Zhou加入公司。Frank是大连理工的博士,一进来先是到硬件组写硬件老化测试程序。那一天早上找到我说板子上的EEPROM不好使,试了几块都坏了。仔细问过他,原来这老兄做了个循环读写测试程序,不断地擦写EEPROM,搞一晚上,循环几百万次,当然就写坏了。后来Frank转到软件组,曾经一度担任ScreenOS 5.0的项目负责人,我离开Juniper后,又接任中国研发中心,后来被提拔为研发中心VP,应该是目前大陆人在Juniper担任的最高职务了。
 
研发团队里也有不少台湾人,如Michael Hsie等,他们的表现也非常优秀。
事实上,正是这样一支杂牌军,在邓锋的领导下,创造了世界网络安全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作者:山石CEO童健
Netscreen的产品,一直以ASIC和高性能著称。真正的ASIC产品,其实是在第三代芯片,也就是Saturn出现后才实现。之前的两代ASIC, PlutoNeptune,都只实现了ACL规则搜索和VPN加密的功能,根本没有实现防火墙的核心---流转发。不过时间不等人,我们必须要推出下一代千兆防火墙。
99年的春天,邓锋把柯严,老毛,老黄和我叫到会议室里,讨论怎样实现千兆性能。当时的处理器性能很低,总线也是个瓶颈,32位的PCI总线也就能实现最多700Mbps的数据通过能力。后来我的方案最终被大家接受,就是用10NS-100处理板,前面放上一个负载均衡处理器,就可以实现千兆处理能力。最终这个项目由老黄和我负责,老黄做软件,我做硬件。
接着问题又来了,负载均衡的处理性能要求很高,必须用FPGA来实现。可是当时ASIC组的人都在忙Neptune,根本没有人力去做这个FPGA。我看到邓锋很为难,自告奋勇由我来做这个FPGA和转发接口板。我之前没有学过任何高级芯片编程语言,最多也就是用ABELCPLD。买了本VHDL的书,一边学一边写,还要做板子设计。最后总算是不辱使命,一直到这个产品的生命终结,都是我在维护这个FPGA
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千兆光纤端口设计,其中涉及125MHzGMII1.25G的差分对信号线。第一个原型机出来后,基本上都正常。但是负责软件的老黄很快发现,板间的数据转发光纤端口会出现大量的CRC错误。我先是怀疑差分对的信号质量不好,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钱买仪器,示波器是最低端的Tek100,到网上读了许多资料,修改PCB设计情况都没有好转。
CRC问题拖了好几个月,我的压力非常大。那时销售们一直在要求尽快出NS-1000,项目拖延的症结也明显在硬件。好在邓锋从不催我,他大概帮我顶住了许多压力。
事情的转机是非常偶然的。我从当时Motorola的网站上读到一篇技术文章,提到时钟抖动和误码率的关系。这一下提醒了我,之前我已经试了无数种可能,几乎已经山穷水尽,就是没有怀疑过晶振。立马到Digikey找了一款Epson的低抖动晶振,结果是药到病除。
这段时间是我硬件设计水平提高最快的阶段。之前基本上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,懵懵懂懂的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我把能读到的技术文章都通读了一遍,遇到原厂FAE,也抓过来问一通;做FPGA设计,对时序,状态机,DRAM接口都理解得更为透彻。有时回过头来想,困难真是最好的老师。
NS-1000是基于CPCI架构,选择CPCI,是因为有现成的机箱可以使用。产品经理们一直抱怨我们的面板设计太简陋,因此前盖板的设计工作就分配给生产部。最终拿回来的前面板让我们大吃一惊,它是用整个的铝锭蚀刻切削而成,成本每块三千美金。后来有好事者把这个面板置换到一个微型冰箱的面板上,倒也非常合适。10年以后,我发现Apple居然盗用了我们的创意,iPad的背壳也是用整块铝锭切出来的,可惜当年没有申请专利。 Netscreen的岁月 <wbr>之七 <wbr>NS-1000


NetScreen-1000
回过头来看NS-1000初期设计非常草率,当时没有串行背板的技术,邓锋的主意是用千兆光纤在前面板把处理板和交换板连接起来。打开前面板,用户可以看到几十根飞得乱七八糟的光纤电缆,可以说没有任何美感可言。因为要冲进度,软件质量也不稳定,到客户那里一塌糊涂。
然而,当时NS-1000的快速推出,奠定了Netscreen在防火墙市场上的一哥位置。其实当时Netscreen的研发团队水平一般,我在做这个项目之前,对信号完整性简直是一无所知;软件也好不到那里去。不过我们都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,也就是老美所说的 can do的工作态度。通过这么一个远谈不上完美,甚至有很多缺陷的产品,为后来一系列真正领先的架构和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老黄负责软件,NS-1000让他吃了不少苦头。因为要支持处理板的板间冗余,会话同步非常麻烦,费了好大劲才稳定下来,但还是有不少bug。这也促使Netscreen 下一颗伟大的芯片Saturn的诞生。
作者:山石CEO童建
 
我们和其他硅谷的起步公司没有什么两样,基本上每天9:30前到公司,工作到晚上10:00下班回家,周六还要来加班,当然也没有加班工资,过节也没有水果,食油发,唯一的福利是周一到周四的晚餐和周六的午餐都免费。
 
离公司不远的地方,有家中餐馆,中文名叫“状元楼”,英文名China Stix, 我们就直译为“中国筷子楼”。邓锋每个周末都喜欢带我们去状元楼,这是有原因的。一是那儿的韭菜盒子等点心做得不错,二是总可以蹭点免费的点心。
 
筷子楼有个女招待,据说是前省乒乓球队的。每次我们去,坐一大桌子,她总是趁主管没看见,多送几样点心给我们吃。我们都猜她一定是看上邓锋了。邓锋人高大,长得又帅,运动也不错,在学校里就是女生追求的对象,不幸的是他选择了清华,所以后来还是娶了北大女生为妻。
 Netscreen的工作很苦,因此每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都喜欢拿邓锋各种各样的“女朋友”开玩笑。当然,这些女朋友都是我们臆测的,谁也没有真凭实据。他也不辩白,听着我们的编造总是在旁边暧昧地笑着(此处省略7个字)。这就成了我们两大乐趣之一。
 
第二大乐趣是在公司里玩各种球。起初是乒乓球,有Ting, 老马(Jia Ma),老黄(Guangsong Huang)和Raymond四大高手。有一次他们真的把筷子楼的女招待请来了,车轮大战的结果是罗生门。老黄说女生当然打不过男生;老马说毕竟人家是省队的,握拍姿势就比咱标准,反正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那场比赛谁赢了,只知道后来再也没有人提议邀请她来打球。
 
另一个是台球。有一天突然公司出现了一张台球桌,还是标准尺寸,很高档的那种。听说是销售和CEO打赌,业绩完成了赢的。我们一帮工程师,不像销售整天在外边跑,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,把球桌给占了。不过大家都是大陆出来的,没有人会打。幸好我们还有台湾同胞,Kavin Wang。他原来是我们代工厂Flash的生产工艺经理,后来被我们给挖过来了。据称他少年时代在台北西门汀帮老大看场子,算是地下职业选手。他教我们如何握杆,如何击球,各种规则,不厌其烦,因此我们都叫他校长。
 
到后来流行的是桌面足球,一到吃饭时间,餐厅里就人声鼎沸,各种呼喊声,助威声不断。一直到上市以后,工程师们都乐此不疲,我也不懂那玩意怎么会有那么大吸引力。
2000年春节后的一天,我们所有人突然被通知到Santa Clara的Biltmore Hotel开会。一进会场,每个人都领到一件T恤衫和一支笔。奇怪的是,衣服上印的不是Netscreen而是Efficient Networks。Robert和一个陌生的白人,站在前台。
 
谜底很快解开了,我们让Efficient给并购了。据Robert讲,并购的价格在9个多亿美金,等于12亿美金的IPO (因为IPO都会发行新股)。
 
回到办公室,就炸开了锅。老葛(Shuhua Ge, 老毛南开同学)把Efficient的家底研究了个透。这个公司是做DSL Modem起家的,近几个月股票大涨,一直涨到近200美元一股,100亿美元的市值。老葛忿忿地说,“这个公司根本没什么价值,Robert一点眼光都没有”。
 
事情还真让老葛说中了。几个星期下来,Efficient的股票从近200美元,掉落到120美元,最后到了40美元。刚开始,高管们还在信心满满,吹嘘这个合并有多么好,而且Efficient手里还有7个多亿的现金呢。等掉到100美元以下以后,人人脸色都不好看,当然最难受的是VC了。
 
研发的人心开始浮动。我们都在考虑换个工作,反正Netscreen也就这样了。2000年是硅谷的黄金时代,NASDAQ指数冲过5000点,Cisco号称要成为第一个市值万亿美金的公司。当时最热门的是光纤网络公司,工作也很好找。我,Raymond还有许多人都跑出去面试一圈,每个人都拿了4、5个offer回来,工资也远比Netscreen为高。邓锋知道后,找到我们,说:“你们别急,给我一点时间,事情会变化的”。
 
这是Netscreen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,关键的时候,邓锋的领袖力就出来了。如果不是他,恐怕我们早就散了,也不会有后来的光辉岁月。
 
结果,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,Robert他们做了个艰难但是正确的决定,因为公司面临散伙的危险 (应该和支付宝有一拼吧)。不过在美国契约精神还是很重要的,幸亏Netscreen请了硅谷当时最好的律师事务所,高手们在并购协议中找到了一个漏洞。最终,在2000年6月5日,双方同时宣布并购取消,Netscreen也不必付分手费,总算有了个我们满意的结局。
 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并购失败了。之前09年上半年,Redback就考虑以4.8亿美金收购Netscreen,连他们的财务都过来清点我们的资产了。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可以兑现股票了。最后,对方后悔了,给了一个据说是侮辱性的价格,让所有人都很失望。
 
这两次折腾,让兄弟们开始找风水上的原因了。你说地方不好吧,旁边的Network Appliance,生意一天比一天火,连每天来拉货的卡车都从皮卡换成了大集装箱,股价也一天比一天高。后来还是老黄发言把大家镇住了:我们公司正门在侧边,一般很难发现,大家平时都走后门,属于旁门左道,因此正经的上市不搞,老想卖掉,结果越卖越差。黄半仙的判断让我们都点头称是。后来不知怎么传到Robert耳朵里去了,这个白人老儿居然最后也成了风水的信徒,咱们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见一斑。
 
公司再次搬家了,这次搬到Central Express Way和Oakmead Parkway的一栋二层旧楼。听到消息,我们鼓动老黄先去看风水。老黄回来告诉我们这栋楼倒是方方正正,大门靠路边,虽然朝西,但还算过得去。大概不是坐北朝南的缘故,最后Netscreen还是卖给Juniper,没有成为百年老店,风水上是有些欠缺的,不过当时我们也想不了那么多了。
NS-1000在市场上的一哥地位让管理层看到高端产品的重要性,然而机架式并行处理的软件复杂度也让高手们挠头。
当时网络处理器很热门,作为硬件组的头,我对IntelIXP系列NPU很感兴趣。Intel的网络处理器部门对Netscreen也很重视,甚至连BU的总经理都亲自来拜访邓锋。要是邓锋还在Intel,恐怕和他都说不上话。
老毛和Raymond支持用芯片来实现快速流转发。确实用芯片来实现,会规避大量的微代码编程,而且性能极佳。不过事情都有另一面,芯片一旦设计死了,就没法改了。
经过一番争吵,邓锋最终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。老毛作为系统架构师,首先承担了芯片架构的设计任务。让软件工程师来设计芯片架构,听起来匪夷所思,然而却很有道理。只有软件人员才知道需要做什么,怎么做。后来有一家芯片公司,也想抄袭Netscreen的成功,自以为自己芯片设计牛逼,做防火墙小菜一碟,结果做出来的东西一直没有被市场接受,只好关门大吉。
老毛确实是技术天才,即使是当初自命不凡的我,也心服口服。他必须把所有软件flow的处理流程全部写清楚,而且由于芯片存储器和寄存器的限制,数据结构也必须调整。举例说,我们在软件处理的时候,通常不会把几个变量并在一个32位整数里,因为这样又慢又容易出错;然而在芯片里,就很有道理了,因为硬件很容易把位数取出来,而且由于内存的限制,也必须这样做。这些都要一次做对,对于习惯于靠升级版本来解bug的软件工程师来说,的确不容易。
这次芯片的复杂度大为提高,过去依靠FPGA固化的方法行不通了,只能采用定制芯片。但是硅谷工程师人太贵,而且NetscreenASIC设计小组根本没有后端的设计力量,最后决定用standard cell的方法。Standard cell技术有点类似FPGA,但是底层是更基础的逻辑门结构,而不是FPGA那种复杂的逻辑单元。这样芯片的定制能力大为提高,不过要依赖晶圆工厂的后端处理能力。
Raymond约来TSMC, Toshiba, Fujitsu等多家厂商,邓锋又拿出三寸不烂之舌忽悠了一圈。上次做Neptune时用的是Fujitsu,许诺人家一年10万片,结果几千片都不到,玩不转了。TSMC是台湾人,太精,也不好糊弄。最后Toshiba大概是新换了领导,急于拿业绩,通常两百万美金的活三十万就干了。
芯片基本上是一次流片成功,大概邓锋他们也没有预料到会这么顺利,这时候还没有承载这颗芯片的硬件平台。邓锋跑到我的工位,在旁边的白板上画了个架构图,这就是后来的NS-5200NS-5400了。领导发话了,兄弟们什么也别嘀咕了,干吧。产品很快出来了,不过没有远虑必有近忧,NS-5400就靠一颗PowerPC处理器,要带3颗大芯片,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;而处理器与Saturn的通道还是标准的PCI总线,芯片设计的时候图省事,也没有设计Master模式,得靠CPU一遍遍查询。结果防火墙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每秒新建连接只有两万,还不如低端的NS-500
老毛虽然能干,但是第一次流片难免还是有些bug的。不过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,因为公司就要上市了,得来个大个的盒子冲冲。

Netscreen的上市过程也是一波三折。创始人和早前请来的高管,都没有什么钱,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,就是没有财务独立,因此大家都想把公司卖了。卖公司没有禁售期,大量股票可以立马兑现,也没有人想过卖了之后干什么。后来两次没有卖成,这条路眼看着走不通了,这才开始认认真真做上市的准备。
 
2000年Robert请了一个CFO, 叫Peter,原先在一家上市的连锁零售店做CFO。美国还是很看重资历的,因此上市公司CFO的光环很有吸引力。随后请四大之一的安永做审计。审计的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,结论是财务问题太多,不建议上市。据说董事会上吵得很厉害,当时的董事长叫Frank Marshall,邓锋他们仰慕他是Cisco的第一任VP of Engineering,因此把他请来。Frank在会上就问Peter,DSO(Days Sales Outstanding)是什么意思。老头支支吾吾了半天,答不上来,Frank大怒:连我这个工程师出身的都懂,TNND,你一个CFO还整不明白。可怜的老头当场就给辞退了。嗨,当初面试的时候都不知干嘛去了。
 
01年重整上市,当年的烂帐一定要先清理。公司新请了个finance controller,Paul Carney ,到任后又马上任命为VP of finance。Paul个头不高,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,他是Robert招募到比较让大家心服口服的为数不多的两个高管之一,另一个是负责亚太区销售的Hansen Chen。
Paul来Netscreen之前在Google就担任controller,不过当时Google还没有今天那么牛逼,也不知道哪天能上市,所以Paul就到Netscreen来了。Paul还推荐了他之前的老板,Remo Canessa,来做CFO。和老Peter不同,Remo为人很和气,面对工程师们有时有些无礼的询问也能慢悠悠地回答,而且解释得清清楚楚,这让大家很服气。
 
Paul和Remo这一对搭档还是很不错的,很快就把多年累计下来的问题清理干净了。那一段时间,安永的姑娘小伙子们早早就来了,到晚上10点多我们下班的时候,他们还在,成天憋在会议室,埋头于一大堆财务报表里不出来。我们这帮工程师平时就爱发牢骚,老觉得自己干的多拿的少,看过这阵势,才知道自己还是挺幸福的。
 
9月份,开始路演了。高管们成天不在家,都在天上飞来飞去。11号早晨,我刚起床,我岳父叫我到电视机前。天哪,又在演灾难片吗?定睛一看,是真实的现况,还是现场直播,眼看着一架波音飞机直挺挺地冲进世贸大楼。
 
当天股票市场一片混乱,路演也没戏了,Robert一行人决定打道回府,可是飞机也禁飞了,只好租了辆车开回来。
 
911之前NASDQ冲到了疯狂的6500点,周边的同学朋友们个个都是百万富翁。我和Raymond经常在一起发发牢骚,抱怨自己都没脸去见同学了。可是911之后,股市就像坐上了Great America游乐场的自由落体Free Fall,一路跌落到1300点。真是印证了那两句古诗:飞流直下三千尺,奔腾到海不复回。
 
当年许多公司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,亏损得一塌糊涂,就靠融资支撑,只要混到上市就算成功。老毛之前在网上买了一辆Acura TL,三万多美元的车,cars.com愣给倒贴了三千美元,还免费送车到府外加一把鲜花,真是神奇的时代啊。(和今天的大宋也很像不是?)
 
不过出来混,早晚是要还的。这一下子,当年所有牛哄哄的光纤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全完了,那些纸上的财富也顷刻间烟消云散。倒是Netscreen一直脚踏实地做企业,销售额节节攀升,最终还是老实人靠谱。
 
后来局势慢慢地稳定下来。我还清楚地记得上市的那一天,是2001年12月12号,Netscreen在NASDAQ首发成功,当天就大涨了近70%,号称911后第一个高科技IPO。公司内部临时架起一个大屏幕电视机,上面滚动显示着Netscreen的股价。邓锋的太太从来不去公司,这次也来了。旁边的老美看我在和她聊天,问我是不是新来的员工,我笑着告诉他,这是我们的大股东。

公司上市了,我们的生活还是没有什么变化。因为有6个月的禁售期,我们的股票都没有套现,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地工作。只有Ting耐不住气,跑到宝马dealer那里买了辆M5,因为心急,现车只有一辆死红死红的猪肝色,也给买回来了。
最初的NS-100已经支撑了四年,虽然其中历经了NS-100+, NS-100P等静悄悄的硬件升级,性能已经比当初提高了不少,不过只有三个百兆端口,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。
在这个背景下,设计一款全新的产品,提高竞争力已经是当务之急。公司新来的产品经理,Lee Klarich,具体负责这个产品。Lee很瘦削,不苟言笑,经常和我们这帮工程师争吵,一付美国愤青的样子。
当时项目多,硬件工程师也排不过来,因此还是由我来负责硬件设计。经过NS-1000项目,我对硬件的理解和掌握提高了很多。之前Neptune芯片一直用双端口SRAMRAM的另一边接到系统控制芯片(Marvell)Local bus上,所有的包都用DMA引擎传输到这片SRAM上。但是原本系统控制器的Local bus是用来连接启动ROM等低速芯片的,CPU存取这片空间存在性能瓶颈。
我的第一个设想是用CPLD来模拟DRAM接口,这样SRAM就可以直接接到DRAM总线上,不仅总线带宽由32位加宽到64位,而且支持同步burst模式,数据包的存取性能一下子提高了八倍。
第二个想法是充分利用两条独立的PCI总线,把8MAC设备分别挂到两条总线上去,这样PCI的传输速度又提高了一倍。
老毛是个电脑爱好者,对台湾产的主板能够超频交口称赞,一直鼓捣我也在硬件上加入这个功能。我被他的喋喋不休给弄烦了,这次就依他所愿,也加入软件超频的功能。
板子设计非常成功,第一个版本就全部验证通过,而且FCC/UL测试都没有问题,直接可以投产。这是Netscreen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。而且性能测试超出所有人的预料,NS-200用一个低端350MHz MIPS CPU,把NS-500的配有L2缓存的高端系统给干掉了。
我和老毛开始玩超频,发现把PCI的时钟从33MHz超频到37.5MHz,小包性能一下子从60Mbps升到100Mbps的线速,哥俩都非常得意。正准备拿出去测试忽悠一下,让另一个产品经理Gregory知道了,在公司里面大声嚷嚷说我们俩作假,只有Yuming的代码才能跑那么快。Gregory也是元老级员工,让他这么大嘴嚷嚷,结果这一“伟大”的功能无疾而终。
NS-200顺利投产,Lee根据两种不同的配置,分别命名为NS-204NS-208。因为性价比较高,客户很快接受了这款产品,公司开始大量出货。
3个月后,不少客户发现在流量大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不断的系统重启,可是测试部根本无法复现。情况开始变得比较紧急,Ting怀疑是硬件问题,邓锋决定派我去客户现场处理。
时间紧迫,客户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Verisign公司,我出发时已经是下午6点,转了一次机,等飞到Dulles机场,正好是当地时间早上7点。一分钟不能耽搁,销售过来接我到Verisign,他们刚刚上班。客户见到我很高兴,说终于等来了带示波器的家伙。在客户现场确实可以看到系统重启的过程,不过我还是一筹莫展。下午,Ting打来电话,说已经可以复现了。原来之前一直是用Smartbit灌流量,后来才想到用一个实际网络模拟软件Chariot很快就能复现。
我又急忙赶回去。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,困得要命,还好买到了直达航班的票,而且由于时差的缘故,下午6点的航班到旧金山是晚上8点。到了机场,没有回公司的车,打了个的,结果刚出机场计价器就跳个不停,到了San Mateo,  我心里实在承受不住了,要求司机找个路口下车。然后打电话让老葛过来接。夜里9点多了,老葛还没下班。他负责平台软件,因此和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到了公司,才知道之前不能复现还有一个原因,测试组用的是第一批生产的平台,而只有最近出厂的产品才有问题。
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两者的差别。最后还是我们的元器件工程师Alex,一个和蔼可亲的俄国佬,发现新批次的Marvell芯片是B3版本的,而最初的产品用的是B0版本的。
这就好办了,老葛把寄存器全部dump出来,我们一个个地对比。终于发现DRAM控制器的一个比特位有变化。原来这个寄存器大家都没动过,用的是原厂的初始值。没想到芯片版本更换之后,可恶的Marvell把那个宝贵的初始值改了,害死了我们。
找到问题,解决变得轻而易举。软件立即着手编译版本,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。新的软件一发布,这个重大问题立马解决,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。
2002年我开始构思下一代高端平台。NS-5400Saturn毕竟有许多先天的不足。这段时间公司并购了一家做IPS的公司,叫OneSecure。 OneSecure的创始人是Nir Zuk, 一个以色列人,之前在Checkpoint干过。我就在考虑如何能够在一个系统里同时支持FirewallIPS,甚至包括和Trend Micro合作的病毒防护功能。把别人的软件融合到ScreenOS里是不现实的,软件升级很麻烦,bug又多,还把整体性能给拖下来了。
因此我设想规划四个内部处理模块,除了防火墙主控CPU外,还可以支持另外三个CPU板,板间通过Xilinx FPGARocket I/O串行总线相连,拿ASIC和一颗大FPGA组成交换总线板,前面板还有固定端口和4个接口扩展槽 。有了三个CPU板,类似IPSAV的处理功能就可以跑在各自独立的操作系统上了。事后证明,这是一个非常优越和超前的设计。后来NetscreenIPS主要通过这个平台销售,始料未及的是,客户大多买的是独立的IPS系统,因为通过三块双CPU卡加速的IPS性能已经可以与一些专业硬件加速的平台相竞争。
我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代码名,叫Tasmania。 原因是公司每年都有President Club,拉业绩优异的销售去风景优美的地方有吃有玩,让我们一帮工程师十分眼热。他们也请工程师,不过只请支持过项目的工程师,而且每年就一个名额,那就只有测试组的人才有资格参加。那一年,他们去的是澳大利亚的Tasmania岛,我留了这个私心,希望产品大卖的时候那帮销售能够想起我来,不过到我离开,这个心愿也没有实现。
这个设计构想没有异议地得到了大家的支持。不过后来Raymond找到邓锋,担心Rocket I/O技术太新,会有风险。在他俩的坚持下,第一版还是用传统的FIFO bus作为主数据通道,但是我还是要求FPGA一定要支持Rocket I/O,可以不用但是生产时要可以测试。多年后,我离开了Juniper,老兄弟聚会的时候,有人还提起幸好当年留下了Rocket I/O,解决了板间互联的性能问题,这个平台才能支撑那么久。屈指一算,ISG-2000在市场上活跃了八年,可谓长寿矣。
这次做ISG-2000,软件方面又是老搭档老黄来负责。其实当时整个软件部门也在讨论大的改变。创业时柯严写的ScreenOS操作系统,修修补补多年,已经不敷使用。首先要解决的是内存保护的问题,不然一个飞指针就能把系统搞死,太可怕了,尤其是代码量越来越大,新手不断进入,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。
2000年底,老毛介绍了他的南开学弟陈怀临加入Netscreen。陈怀临就是现在大名鼎鼎弯曲评论的创始人,不过当时他既不姓陈,也不叫怀临。他在这个项目上的工作就是给ScreenOS加上内存保护,基本上是改变直接寻址的模式,转而用虚地址和MMU映射,一旦发生内存overwriteCPU会启动Exception,这样就可以定位问题了。
ISG-2000用的是PowerPC G4,而且麻烦的是,为了追求性能,我设计了两片处理器,跑在一个LVTTL并行总线上。从电路设计上,这是我遇到最难的一个,原因是信号的终结termination非常麻烦,因为是T形总线。后来的串行技术,就算速率再高,比起这个几乎就没有太大技术含量了。
当时我还年轻,火气也比较大,遇事不服输,系统不稳定,陈怀临怀疑是硬件问题,我就和他争辩。他吵不过,干脆要port一个Linux来验证。邓锋是学并行计算出身的,他推荐我读了一本处理器原理的权威著作,最后我也弄明白了Cache, MMU的工作原理,因此能够读懂Exception寄存器的含义了,算是一大收获。
这个项目上我基本上只负责架构,我们硬件组的Edward, Scott Chastain和机构工程师Eugene负责具体的设计。技术的挑战最终提升了整个团队的个人和团队协同作战能力,这是第二个收获。
几经周折,这个系统终于发布了,而且大获成功。


上市之后,大家都松了口气,晚上和周末加班的人越来越少,停车场上的豪车也越来越多。不过出于惯性,加上911后外面的机会很少,我们就继续这么呆着,错过了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好时代。
邓锋还是很有追求的。他应该早就看出一些问题:上市后,为了维持股价,满足贪婪的华尔街对利润的追求,Robert他们减少了在研发上的投入,邓锋也无能为力。不久,我们发现这个老兄居然拿起一本GMAT的书,在办公室里做题。他倒也不避讳,直言准备读MBA,后来被最有名的宾州大学的Wharton School录取。
他也在主动寻找替代自己的人。Frank Marshall向他推荐了Cisco的一个VPAnson ChenAnson是台湾人,在Cisco算是中国人级别最高的一个。他来后,首先邀请我们品尝了一圈雪茄,然后推荐大家去买名表,整个一个富家公子气。接下来是搞新操作系统。当时Cisco推出高端产品时,拿出了一个基于QNX的新IOX操作系统。我们也跃跃欲试,陈怀临也是当时的QNX鼓吹者之一。
不过新的操作系统还没整出来,04年公司就被Juniper以四十亿美金的高价收购了,整个项目无疾而终。那时邓锋已经转任首席战略官,这项并购应该就是他操的盘吧。
并购之后,Robert, Mark Smith, David Flynn ,邓锋,柯严相继退出了,我赶上了一个机会,为Juniper在中国创办研发中心,从此开始了海归的生涯。



我加入Netscreen那一年29岁,最后从Juniper出来38岁,在里面整整待了九年,而且是人生最黄金的九年。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初级工程师,到有150多名工程师的研发中心总经理,收获的远大于上市后的金钱回报。
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可以和大家分享呢?我愿意讲讲我自己的体验。
Netscreen的产品定位准确,也就是将复杂的防火墙硬件化,简单化,解决了防火墙普及所带来的性能和操作障碍;而对手直到现在才明白这一点,去年才收购了某家防火墙硬件部门;另外Netscreen的执行力很强,基本上每个产品研发都一次成功。
邓锋的个人魅力和领袖力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没有他,研发就会是散沙一团。而且邓锋是身体力行,以身作则的典范。在San Thomas办公的时候,他曾晕倒在一次会议上,被担架抬走,医生的诊断是劳累过度。每次我到公司的时候,他都已经到了,每次下班时,他还在那里忙碌。他是真正地关心每个员工,因此即使Netscreen在硅谷以薪水最低,活儿最多而闻名,给我们招聘新人带来困难,但是我们最初的核心员工基本没有人离开。而且在公司面临并购失败,人心涣散的时候,仅仅凭他的一句话,我们就可以放弃到手的高薪和股票,留了下来。因为我们都把公司当作自己的事业,当作自己的家,信任他,把他当作自己的大哥看待。
Netscreen拥有一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队伍,我们非常团结,以中国工程师为核心骨干,包容各种种族的员工,以至于上市后,没有人认为Netscreen是中国人创立的企业。在Netscreen工作的日子里,大家都非常拼命,把公司当家。不仅每天晚上加班,周六加班,而且就连孩子出生后第二天就回去上班的不计其数。
这一支工程师队伍后来有不少人出来创业,例如Palo Alto Networks创始人Yuming Mao, Aerohive 创始人Changming Liu, Sigma Resources创始人Ting Tan, Guangsong Huang 和Tony ZhouuArmor创始人Roger LianMichael Hsie, Weaver Mobile的创始人Wen Wei, Mike JiXiaosong Yang;也包括我和罗东平,刘向明,莫宁和王钟,我们一起出来创立了Hillstone.
教训也是很深刻的。公司一直没有远大的志向和理想,外聘的高管们总是想尽快兑现,上市后为了股价缩减研发投入,到后来不得不卖掉。之前市值和规模与Netscreen差不多的F5,现在已经是当年Netscreen的好几倍了。
当然,邓锋也不是完美的。在他负责研发的五年期间,研发团队的管理层成长比较慢。以至于在他想要退下的时候,都没有合适的内部人选而必须去外部寻找。我在职业上的迅速成长也是在进入Juniper之后发生的,因此我也非常感谢Juniper给过我的机会。
非常感谢邓锋把我带进Netscreen,也非常想念那些战友们。写出这段人生阅历,是希望和年轻的朋友们共享一些收获与体验。时代不同了,我也希望能够与大家多多交流,能够向大家学习,与时俱进。

童建
201110月于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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